定點茶工作者在社區中以志工角色重建公共形象的社會創傷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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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污名與修復的雙重軌跡
在當代都市的邊緣角落，定點茶工作者作為被社會長期排拒的群體，承受的不僅是制度性壓迫，也是一種深層的「社會創傷」——她們的身分被污名、被隱匿、被劃入道德與法律的陰影。然而，當部分定點茶工作者選擇以志工身份重返社區，從事老人陪伴、環境清潔、街頭送餐或弱勢扶助等公益行動時，這樣的轉向不僅是「勞動身分的重組」，更是一場自我與社會之間的修復實踐。她們以身體與服務重新介入公共生活，試圖翻轉社會對性工作的單一想像，並藉由參與社區的公益網絡重建被剝奪的公民位置。
本研究以「社會創傷修復」（social trauma healing）為核心理論框架，探討定點茶工作者如何透過志工行動實現自我療癒與社會再整合。此議題關乎三個層面：第一，污名如何被重新轉化為服務動能；第二，志工角色如何成為道德再認同的媒介；第三，社區接納如何反映集體創傷的修復機制。這不僅是一種「職業再定義」，更是一場關於社會正義與文化再生的實驗。
第二章 理論背景：創傷社會學與「公民再生」視角
一、社會創傷與污名理論
「社會創傷」（social trauma）概念由Alexander（2004）提出，指的是群體在面對制度性排除與象徵性暴力時所產生的集體心理傷痕。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創傷並非僅來自客戶或警察的壓迫，而是整個社會對「不體面女性」的長期標籤化。根據Goffman（1963）的污名理論，定點茶工作者被視為「失格的公民」，其人格與道德價值被質疑，導致社會互動上的自我否定。
然而，當這些女性進入志工系統，創傷修復開始從「被凝視」轉為「被看見」。她們在公共場合服務社區時，重新獲得了互惠性的社會互動，這種「社會再鏡映」（social mirroring）使其重新確認自身存在的價值，並逐漸從污名的陰影走向能動的主體位置。
二、「志工化」作為象徵重構策略
志工角色具有高度的道德象徵性，它被社會賦予「無私奉獻」、「利他」等正面價值。當定點茶工作者進入志工領域時，這樣的角色轉換成為一種象徵策略——透過「服務他人」來抵消過去被認為「出賣身體」的負面形象。這種過程不僅是「角色轉換」（role conversion），更是「社會符號的置換」（symbolic exchange）。她們不再被動地接受社會評價，而是主動以另一種行動模式重塑意義。
此外，志工行為也具有心理療癒功能。透過與老人、孩童或社區居民的互動，她們在「被需要」的情境中重拾主體感。這是一種「社會性復健」，使創傷的能量得以轉化為照顧的力量。
第三章 社區參與的實踐層面：從隱匿到共生
在台灣多地的社區實踐中，已有非政府組織或地方社福單位嘗試建立「包容式志工計畫」，其中部分參與者為性工作者或曾在紅燈區工作者。她們多以匿名方式參與，從街頭環境清掃、獨居長者探訪、到防災訓練支援等活動，逐漸累積社區信任。這些實踐顯示出幾項重要的社會修復機制：
關係重建機制：志工服務提供了一個「非市場化」的互動場域，使性工作者能以公民身分重新與社會互動。這種關係不再基於金錢，而是互助與信任。
角色中介機制：社區志工通常具備跨世代的互動平台，讓定點茶工作者有機會以「照顧者」而非「被照顧者」出現，翻轉既有的權力結構。
公共記憶修復：當社區居民親眼見到她們投入公共服務，原本抽象的偏見開始瓦解。公民參與行動的可見性即成為「社會記憶再塑造」的契機。
透過這些行動，定點茶工作者不僅在服務他人，更在重新書寫自身的社會位置。她們的故事被收錄在地方刊物、社區新聞或口述歷史計畫中，逐步成為公共敘事的一部分。
第四章 從社會排除到公共修復的心理過程
從心理層面觀察，志工行動成為定點茶工作者面對內在創傷的重要路徑。許多性工作者因長期隱匿職業而出現「自我異化」與「社會焦慮」現象；參與志工活動讓她們有機會重新定義「好母親」、「好公民」或「好鄰居」的身份。這些角色雖非制度化救贖，卻是心理重建的支點。
心理學家Herman（1992）指出，創傷修復包含「安全感重建」、「自我敘事回復」與「社群連結重啟」三個階段。定點茶工作者以志工角色進入社區，正好符合這三個步驟：
透過志工訓練與團隊合作，獲得安全的支持系統；
透過服務行動向社會述說「我不只是被排除的對象」；
最終在社區的肯認中恢復社會歸屬感。
這種修復過程並非單向，而是一種「互為創傷療癒」：社區本身也從排拒的暴力中學會接納，兩者在行動中共同修復了社會裂痕。
第五章 案例分析：志工行動中的身分轉化與社區回饋
為具體觀察此一修復過程，本文以三類志工參與實踐為分析單位，呈現定點茶工作者如何在不同社區脈絡中，藉由「服務角色」完成自我與社群關係的再建構。
一、街區清潔行動：從被排斥的「污染者」到公共空間的守護者
在某些舊社區的志工活動中，定點茶工作者自願加入清掃小組，清理街道、撿拾垃圾、維護巷弄安全。過去，這些街區往往被標示為「有暗娼出沒」，居民對此懷有強烈的防衛心理。當定點茶工作者們戴著口罩與社區志工一同打掃時，初期仍有居民避而遠之；但當她們持續參與、主動打招呼、協助老人提物、甚至幫忙照顧流浪貓狗後，部分居民開始以「她們也在幫忙社區」的角度重新評價這群人。
這樣的互動轉變顯示，社會污名並非不可撼動，而是可透過「行為的可見性」被逐步消解。當身體的勞動由性服務轉為公共維護時，身體不再被視為「污染源」，而是成為維繫社區秩序的象徵性力量。
二、長者陪伴與臨終志工：情感照護的倫理反轉
另一群定點茶工作者選擇投入長者陪伴與臨終志工工作。這一領域需要高度情感投入與人際敏感度，而這正是許多性工作者在職業過程中所培養的細膩共感力。她們以同理心傾聽老人的孤獨，陪伴生命最後的歷程，並協助家屬面對失落。
這樣的工作讓她們從「被服務者」變成「提供情感照護者」，形成一種倫理上的反轉。原先被社會視為「出賣情感」的角色，如今卻以最真誠的情感成為照護者，挑戰了社會對「情感真偽」的既定判準。
在志工回饋訪談中，有位參與者曾說：「我知道被嫌棄的感覺，所以我不願讓老人孤單死去。」這句話揭示了創傷如何被轉化為助人的倫理力量，也顯示「照護即修復」的深層意涵。
三、災後支援與公共安全合作：制度再信任的萌芽
在某些地區災後重建期間，曾有性工作者團體主動協助避難中心的人力調度與物資發放。這些女性往往隱去身分，只以「社區志工」名義參與。地方政府原先對其背景有所顧慮，但在實際行動中發現她們的紀律性與協作能力極高。
這類行動象徵社會信任的再生：制度原本視她們為「治安風險」，如今卻承認其公共貢獻。這是修復性正義的一種實踐——當被社會排除的人重新進入制度機制內部，社會的創傷便開始癒合。
第六章 制度與文化層面的修復性意涵
一、修復性公民身份的生成
定點茶工作者以志工身分重返公共空間，並非單純的「慈善行為」，而是一種對「公民權」的實踐。她們並未獲得法律上的職業正名，但透過公共服務建立了「非正式的公民認可」。這種「修復性公民身份」（restorative citizenship）代表了一種由下而上的再認同過程：
在制度層面上，志工行動讓她們重新與公部門建立互信，進而取得象徵性的合法性；
在文化層面上，她們以具體行動挑戰「不道德女性」的刻板形象，將「服務」重新詮釋為照顧與責任。
修復性公民身份強調「被排除者也能創造公共價值」，這與傳統「救援式社福」不同，而是一種以尊嚴為核心的參與式重建。
二、社區倫理的再協商：從道德潔癖到共生實踐
在多數保守社區中，「道德潔癖」造成對性工作者的長期排拒。然而當志工行動帶來具體好處，如環境改善、老人受照顧、公共安全提升後，居民不得不重新思考「誰有資格成為好人」。
這種「道德再協商」使社區倫理從二元對立轉向共生：
「清潔」不再只是外表的潔淨，而是彼此理解的過程；
「體面」不再是社會階級的象徵，而是共同生活的實踐結果。
在這裡，志工活動成為跨越偏見的中介空間，讓定點茶工作者與社區居民共同創造新的道德語言——從「她們不應存在」到「她們也在付出」。
三、公共記憶與地方敘事的再造
社區修復的另一層意涵在於「地方記憶的重寫」。許多紅燈區逐漸消失後，留下的是空白與沉默。定點茶工作者以志工身分重新進入社區，讓這段歷史重新被看見。
地方文化協會與學者開始以口述史形式記錄這些女性的經驗，出版地方誌、展出攝影紀錄，甚至舉辦以「她們的服務」為主題的社區展覽。這不僅是記憶的保存，更是一種象徵性修復：
被遺忘的身體與故事重新獲得位置，社會也藉此面對自身對女性身體的暴力與否認。
第七章 政策啟示：從道德審判到包容治理
若將此議題延伸至政策層面，可歸納出以下三項啟示：
一、建立「包容式志工平台」制度
政府與民間可合作設立不排除特定職業背景的志工平台，透過匿名報名或保密協定保障參與者隱私，讓性工作者能以「公共貢獻者」身分參與社會服務。這有助於推動多元志工文化，並促進社會包容。
二、導入「修復性社區」治理模式
參考修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精神，社區治理可加入「關係修復」元素。面對長期被標籤化的群體，政府應強調溝通與共同參與，而非單向管理。例如社區可定期舉辦「互助市集」、「共食計畫」，讓不同背景居民在非評價性的互動中重建信任。
三、推動「公共敘事教育」與媒體倫理改革
媒體往往延續對性工作者的污名敘事，將其簡化為治安或道德議題。政策可透過教育部與文化部的合作，推廣性別平權與多元工作倫理教材，培養青年對不同職業群體的同理理解。同時，鼓勵媒體以「公共參與者」的角度報導志工行動，改變輿論視角。
第八章 社會創傷修復的深層機制：從羞恥到尊嚴的循環轉化
定點茶工作者的社會創傷修復，並非單靠制度或輿論的轉向，而是由內而外的尊嚴再生過程。心理層面上，她們經歷了由「羞恥」到「承認」的內化轉化；社會層面上，社區透過「接納」與「互動」完成集體治療。這樣的雙向過程可視為「尊嚴循環」（cycle of dignity）：
自我承認──她們先承認自身的工作經驗與人性價值；
他者接納──社區見證她們的付出並回以信任；
公共尊嚴──社會在多元敘事中重構「誰有資格被尊重」。
此過程並不完美，仍可能受到歧視與阻力，但正如創傷理論所指出的：「修復並非回到過去，而是學會與傷口共處。」定點茶工作者志工行動讓創傷轉化為連結的力量，象徵社會再生的可能。
結論：以志工行動重塑社會的倫理地景
定點茶工作者以志工角色重建公共形象的現象，是當代台灣社會一項極具象徵意義的轉變。這不僅是個體的復原故事，更是集體面對歷史創傷的嘗試。透過公共服務，她們重新進入被排除的社區空間，使社會重新審視「善良」與「體面」的定義。
志工身份成為一種修復媒介，使定點茶工作者在無法獲得法律正名的狀態下，仍能以行動爭取道德正當性與公民地位。她們的努力不僅療癒自身，也療癒了一個曾經以排斥為常態的社會。
最終，這些行動構成一種「靜默的革命」——不是以對抗為形式，而是以關懷為力量；不是為了被赦免，而是為了被理解。當社會願意在污名之外重新看見人，創傷的裂縫就成為重生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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