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茶工作者於地方選舉中被政治利用的象徵化身分分析
- yu-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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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被政治召喚的「他者」
在台灣地方選舉的政治舞台上，外送茶工作者的形象時常成為媒體、候選人與公眾輿論所召喚的對象。她們並非以具體公民的姿態出現，而是以一種可被操作、可被投射的象徵性存在浮現於公共討論之中。
當候選人強調「整頓治安」、「反對性產業氾濫」、「守護家庭價值」時，外送茶工作者被塑造成「社會墮落」或「道德失序」的象徵；而在某些進步派的語境中，她們又被描繪為「弱勢女性」、「被迫從業者」或「受害者代表」。無論哪一種角色，外送茶工作者的真實聲音都難以被聽見。
本文旨在探討這種「象徵化身分」的運作邏輯，並分析地方政治如何在象徵層面利用外送茶工作者形象以強化自身的合法性、凝聚選民情感、或製造道德對立。同時，本文亦關注外送茶工作者群體如何以「反象徵策略」挑戰這種單向的政治挪用。
第二章 理論背景：象徵政治與污名再製
一、象徵政治理論的基礎
根據政治學者 Murray Edelman 的象徵政治理論，政治人物往往不需以實質政策為主要訴求，而是透過符號、語言與情感召喚，建構出「可被理解的政治劇場」。這些象徵的功能在於形塑群眾的感受與想像，而非改變具體社會結構。
性議題在此過程中尤其敏感，因其涉及道德秩序、家庭價值與社會規範。地方政治人物透過「打擊色情」、「清理風化區」或「整頓應召站」的口號，創造出一種治理的幻象，使選民相信他們正保衛地方秩序與傳統倫理。
二、污名化作為社會控制
Erving Goffman 指出，「污名」是一種社會標籤機制，用以將特定群體排除於「正常人」的範疇之外。外送茶工作者的身分因牽涉性道德與非法性勞動，被視為最容易被污名化的對象。
地方選舉中，候選人透過再現這種污名（如稱其為「治安毒瘤」、「社會敗類」）以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這種政治策略將外送茶工作者的社會存在轉化為象徵性他者：她們既是「被治理的對象」，又是「社會恐懼的替罪羊」。
第三章 地方選舉的治理話術與象徵生產
地方選舉的政治語言常以「治理」、「清理」與「保護」為主要修辭。外送茶工作者議題在其中成為地方政府展現「有效治理」的最佳舞台。
在選戰期間，不乏候選人主導「掃黃行動」或舉辦「反性交易座談會」，藉由公開行動與媒體報導來營造勤政形象。這些事件的政治效益，不在於真正解決性產業問題，而在於透過「象徵治理」強化權威感。
反之，亦有候選人以「社會包容」、「保障人權」為口號，主張應給予外送茶工作者醫療與勞動保障。表面上看似進步，但這種論述仍以「被保護的弱者」為敘事核心，仍然維持了外送茶工作者作為「他者」的角色。她們被允許存在，但僅作為證明候選人仁慈的政治符號。
第四章 媒體再現：從道德恐慌到選舉戲劇
一、新聞框架的政治功能
地方新聞媒體對於「風化事件」的報導，往往以戲劇化、感官化的手法呈現。從「突襲取締畫面」、「蒙面女子畫面」到「警政記者會」的畫面構圖，都服務於一種「懲戒性觀看」（punitive gaze）。
媒體在此不僅扮演中介者，更是象徵政治的協作者。報導「警方破獲應召站」時，候選人往往現身發表談話，形成「我為民除害」的政治劇場。透過鏡頭與文字的再現，外送茶工作者成為秩序回復的犧牲者。
二、社群平台的再製與戲謔化
社群媒體時代，這種象徵再現更為碎片化。地方政治粉絲專頁、短影音帳號甚至以嘲諷語氣轉貼「風化新聞」，將外送茶工作議題轉化為輕鬆的笑料或網路迷因。
外送茶工作者在此被雙重剝奪：她們既被官方敘事懲罰，又被群眾文化消費。這種現象構成一種「符號暴力」，在無形中再製階級、性別與職業的不平等。
第五章 象徵化的性別政治與階級隱喻
在地方政治文化中，「性」不僅是道德議題，更是階級隱喻。候選人若欲展現「庶民親近感」，常以「保護家庭」、「防止貧困少女淪陷」等語言暗示自己與庶民站在同一陣線。
然而這種論述將外送茶工作者定義為「需要被救的可憐人」，隱藏了結構性因素——例如經濟壓力、租屋困境、教育機會不足。當政治語言以「家父式保護」取代制度改革時，外送茶工作者的社會位置被固定在「受管教的底層」。
此外，女性政治人物亦可能在選舉中動員性別形象，例如以「女性領導者」身份批判性產業，藉以獲得中產女性選民支持。這種性別政治操作表面上強調女性自主，實則重申「貞潔與良家」的社會理想。
第六章 象徵化的政策效果：被消音的真實需求
外送茶工作議題在地方政治中被象徵化，直接導致政策層面的失真。
例如在「掃黃」政策下，地方政府通常以「治安績效」為目標，而非長期社會支持。警方取締次數被列為政績指標，但對於從業者的健康安全、勞動權益與再就業支援卻缺乏實質投入。
同時，選舉中的「反色情」話語也使得公共討論難以理性化。任何試圖探討性產業管理制度、社區共存機制的提案，容易被貼上「縱容賣淫」或「違背倫理」的標籤。結果是政策形成陷入象徵性空轉：政治人物表面上「關心問題」，實際上卻讓問題持續存在，以維持可被操作的議題熱度。
第七章 外送茶工作者的反象徵策略：從被代表到自我代表
面對這種長期的象徵化使用，部分外送茶工作者與倡議團體開始嘗試「奪回敘事主權」。
她們的策略包括：
公開政策質詢：在地方選舉前夕召開記者會，要求候選人公開表態是否支持外送茶工作除罪化、是否保障勞動保險。
匿名發聲與文學書寫：以筆名撰文或拍攝紀錄片，呈現自身勞動與情感經驗，打破「被描述」的結構。
跨界結盟：與女性團體、社工組織、醫療團體合作，共同提出「安全工作環境」與「健康檢測支援」政策。
這些行動雖規模有限，但在象徵層面上產生重要轉向——外送茶工作者不再僅是政治劇場中的角色，而是政治語言的作者。她們的「在場」挑戰了長久以來的沉默結構。
第八章 比較視角：國際案例中的象徵挪用
一、日本與韓國的地方政治經驗
在日本部分地方議會選舉中，性風俗業常被納入「城市形象管理」的議題。候選人主張清除紅燈區以提升觀光形象，但實際上往往導致地下化更嚴重。
韓國則出現相反現象：部分進步派候選人以「保護女性人權」為名推動性交易特別法，卻未提供替代生計，造成外送茶工作者更為貧困。兩者皆顯示——當政治人物以象徵方式操作性議題而非實質改革，最終受害者仍是被象徵化的群體本身。
二、歐洲的反象徵政策嘗試
瑞典與德國等地則有不同方向的經驗。瑞典以刑罰懲罰買方、保護賣方，強調「結構性暴力」觀點；德國則合法化外送茶工作、建立勞動與稅務體系。雖兩者皆有爭議，但皆嘗試讓外送茶工作者進入制度治理的框架，而非停留於象徵層面的道德論戰。這為台灣地方政治提供可借鏡的比較參考。
第九章 政策建議：從象徵治理走向實質參與
建立外送茶工作者政策諮詢機制：地方政府應邀請相關團體參與治安與衛生政策討論，避免單向決策。
改革媒體報導倫理：要求地方媒體在選舉期間避免以獵奇化、污名化的方式呈現性產業，並增設性別敏感培訓。
推動教育與就業支援計畫：取代懲罰性掃蕩，提供轉職、醫療與法律諮詢，使政策從懲戒轉向照顧。
監督選舉言論責任：中央選委會可增設「性別與人權言論倫理守則」，防止候選人以誤導或污名化語言爭取選票。
這些改革有助於削弱象徵化操作的政治誘因，讓外送茶工作議題回歸公共政策層面。
第十章 結論：象徵政治的終點與公民身分的重構
外送茶工作者在地方選舉中被政治利用的現象，是象徵政治、媒體機制與社會污名交織的結果。她們的身分被轉化為道德話語的材料，成為候選人展演權力的舞台。但這種象徵化同時也揭露了民主政治的盲點：當公民被標籤化、被排除於討論之外，民主的包容性即遭侵蝕。
未來若要真正讓外送茶工作者擁有政治能見度，關鍵不在於如何「討論她們」，而在於如何「讓她們參與討論」。唯有當外送茶工作者能作為公民、勞動者與社群成員發聲，象徵政治才能轉化為實質公民政治。
換言之，地方政治若要走出象徵的泥沼，必須承認外送茶工作者不是道德符號，而是現實社會中有權、有情、有勞動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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